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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开户鑫东财配资她不仅颠覆了老一代所树立的政治和文化标准

江青“偶尔露峥嵘”

作者：叶永烈摘自《四人帮兴亡》

“游泳池事件”

1954年三月末，江青自杭州返抵京城。除匿名信事件令其心情郁结，另一事亦使她倍感难堪与痛苦，对她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打击——那便是她得知毛泽东酷爱游泳，便自作主张，提议为毛泽东建造一游泳池，却未料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斥责。

自迁入北京中南海以来，毛泽东日理万机，暇时便常卧于床，手不释卷。其保健医生观察到，毛泽东整日鲜有运动，担忧其健康状况。鉴于毛泽东对游泳情有独钟，便“投其所好”，力劝毛泽东在闲暇之余投身于游泳之中。

解放前，中南海便设有一座露天泳池，其长度达50米，宽度为25米，南北两端深度各异。在该泳池的深水区，设有10米高的跳台与3米高的跳板。然而，泳池仅供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使用。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量，保卫部门特地规定，他只能在泳池开放前或闭园后游泳。然而，入冬之后，室外泳池水温降至冰点，水面结冰，游泳活动被迫中断，毛泽东只得转而前往清华大学内的室内泳池。清华大学与中南海相隔较远，加之毛泽东到访时需进行清场，诸多不便。

江青目睹此景，便私自提出为毛泽东修建一座室内游泳池。然而，这座游泳池并非位于中南海，而是选址于北京玉泉山的一号楼，因毛泽东有时亦会寓居于此。据中直修办处的田恒贵回忆，该游泳池规模颇为迷你，面积仅相当于一个大客厅。

游泳池竣工后，江青心中洋溢着喜悦，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期待着毛泽东能够感到由衷的高兴。

出乎江青的意外，毛泽东却发脾气了。毛泽东以为，动用公家的钱，为他建造游泳池，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毛要江青写检讨。

1954年4月20日，江青致信毛泽东，信中对其未经允许便提出修建游泳池的建议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4月25日，毛泽东将江青提交的检讨信转呈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审阅，并亲自附上一则批示。

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等同志：

江青同志，敬请审阅此信。鉴于当前的补救措施，决定将建造费用五亿元从我的稿酬中拨付，同时游泳池将暂停使用。

毛泽东 1954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其批示中提及的“建造费五亿”，是以旧人民币的计价标准而言。自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人民币。按照当时的兑换比例，一万元旧人民币等值于一元新人民币。因此，“建造费五亿”实际上等同于五万元新人民币。在1954年，五万元人民币的数额可谓相当可观！

连续遭受两次挫折，江青的心情愈发阴郁。她仍旧在病榻之上休养。

195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致信其堂弟毛泽荣（亦称毛胜五）时，提到“江青的病情略有好转”。

胜五弟：

收悉您的来信，心情愉悦。江青的病情略有好转，对她对您的关心，我深表感激。孩子们都状况良好。你们一切都安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1954年6月24日

1954年10月1日，国庆佳节。江青随同毛泽东主席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观摩盛大的阅兵式、精彩表演以及绚烂的烟花。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亦莅临现场。周恩来总理深谙礼仪之道，特地走过来，欲将江青引见给赫鲁晓夫。

此刻，毛泽东骤然起身，径直走向江青，引领她至城楼边缘的一隅，以防其与赫鲁晓夫相遇。

这件事也给江青的心里留下了阴影。这表明，毛泽东不愿把江青作为“第一夫人”介绍给赫鲁晓夫，避免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苏联媒体的报道之中。

“政治夫妻”

在经历了第三次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露峥嵘”事件之后，江青于1955年初依旧保持着相当活跃的状态。

1955年二月，江青先后两次于夜晚拜访了享有盛誉的电影导演史东山。

史东山

如前文所述，在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中便有所记载：1933年，江青首度从山东踏入上海，等待在她的码头上的，正是史东山。彼时，史东山身为一位朝气蓬勃的导演，受左翼剧联（亦即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指派，与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李也非教师一同，前来迎接这位来自青岛海鸥剧社的剧社同仁。

继后，史东山荣升为中国电影界的著名导演。尤其是1946年，他执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经上映，便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轰动。

1955年2月23日，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在年届五十二之际，不幸突然离世。

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一则新闻：“我国知名电影导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以及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史东山，于23日在北京医院不幸去世，享年52岁……”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确指出史东山“于北京医院逝世”，由此不难推断，其死因应为疾病所致。自此，对于史东山之去世，人们普遍称之为“病死”。

1955年6月《大众电影》发表唐忠琨的悼念史东山文章《可亲的老师》，把史东山“病死”说得更加具体：“很不幸，即将下厂的前几天，他突然病倒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患慢性肝炎……当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将他的生命夺去了！”

当时关于史东山逝世的官方说法均为“病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逐渐显露。令人震惊的是，史东山竟是通过大量服用安眠药，选择了以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史东山性格开朗、坦率，何故会突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史东山不幸离世之际，江青在两名警卫的伴随下，先后两次造访史宅，亲自登门探望。传闻中，此举源于毛泽东对她关照电影界人士的嘱托，因此她特地前往史东山家中进行慰问。

史东山与她进行了一次私密交流。具体讨论了什么内容，外界无从得知。然而，那次对话之后，史东山仿佛变了个人，变得郁郁寡欢，言语也变得少之又少。

江青不久后再次来访。

江青去世，史东山眉头紧皱。

华旦妮询问他，他仅回答了一句：“我怎能屈服于一个女性的操控？”

史东山几天后自杀。

闻悉此讯，周恩来深感震惊。依据那时的规定，自杀者不宜举行追悼会，然而周恩来破格特批，为史东山举办了一场追悼仪式。

史东山之陨，直至“文革”时期方再次引发关注。1969年，曾一度权倾一时的江青，留下了如此批示：

史东山因不满自杀。

华旦妮为军统特务。

传闻江青与史东山结怨，起因于上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电影界崭露头角之时，曾渴望在史东山执导的电影中担纲主演，却遭其婉拒。

至于1955年2月，江青与史东山具体交谈了何事，这一谜团直至2004年12月才得以揭晓。当时，95岁高龄的华旦妮因疾病住院，在临终之际，她向女儿史大里吐露了藏于心底半个世纪的秘密。这一切都发生在江青先后两次造访史宅之后：

短短一周时间，史东山的眼窝便明显塌陷，身体也变得异常虚弱。华旦妮对此深感忧虑，便陪伴在他身边，与他交谈。史东山向她透露，胡风等人已被内定为“反党集团”，全国范围内的清查运动即将展开。江青曾暗示，他涉嫌参与胡风文艺小集团的活动，并告诫他“切勿执迷不悟”，应立即站出来揭露胡风。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指示“对二老（蔡楚生和史东山）要客气一点”，因此江青先后两次找他谈话，给予了一次“客气”的警告。

江青语气严厉地宣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关于电影的部分系你所撰，内容系反党反人民的，你理应进行自我批判。”

胡风旧友，他牵连其中！

史东山几天后因过量服用安眠药自杀。

史东山的遗书不久便递交了，然而其下落不明。华旦妮却牢牢记住了其中的核心内容，其中几乎全是对丈夫的自我陈述：他与胡风素有交情，为上下级关系，并非文艺小团体的成员；纵然他对胡风的某些观点表示认同，但对于那份长达三十万言的著作，他事先毫不知情，亦未曾亲笔撰写一字；他直言对于大一统的文艺格局感到不满与反对，尤其对于像他这样的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所遭受的歧视与排挤，他感到极度愤慨；至于对胡风的批判及文艺整风运动，他视为极端恶劣，难以承受。

华旦妮清晰地忆起遗书中的一句话：“整风旨在救人性命，而非将人推向绝境。”史东山，那座坚如磐石的刚毅之士，自然不会对旧友落井下石，然而他又难以摆脱那无休止的压迫，更不愿忍受屈辱。于是，既不诬陷他人，亦不自我陷害，以自杀来维护自己的人格清白，成为了这位一代名导的最终抉择。

1955年2月，江青曾两次于深夜造访史宅，此举充分展现了她那时的活跃状态。

不久后，江青再次陷入迷茫。

江青再次从台前隐退至幕后，此番离去，乃是她健康状况再次告急所致。

她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此次全面体检结果显示，心肺功能良好，肝胆健康，血液指标正常，但肠胃消化功能略显薄弱。在进行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专业医师指出，子宫颈口长期存在糜烂和炎症，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几率可能发展为肿瘤，因此建议及时进行治疗。

刚过四十岁的她，面对这样的诊断，内心如同遭受晴天霹雳！

生命至上，她毅然将政治抱负暂放一旁，全力以赴投入到救死扶伤的救治工作中。

她再度提出前往苏联接受治疗的要求。保健医生据此为她撰写了报告上呈毛泽东，毛泽东随即作出批示，同意了她的请求。

江青在苏联

随后，在1955年7月，她第三次踏足苏联，选择居住在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昔日别墅。

朱仲丽回忆道，苏联的医生在检查后，仅对江青可能患有子宫颈癌的疑虑表示认同，但未能给出确切诊断。医生建议她暂时休养，并对其进行持续观察。

归国后，国内医疗团队对她进行了详尽的会诊。经过综合分析，专家们确诊为“子宫癌”，并建议她接受子宫切除术，以实现彻底治愈的目标。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若无法进行子宫切除术，则唯有采纳放射治疗一途。正如朱仲丽所言：“在此事上，江青可谓是吃了大亏。她选择了放射治疗，导致身体极度虚弱，白细胞水平下降，并引发了诸多并发症，休养了数年之久。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亦不失为一件幸事，因为至少她避免了犯下更多的恶行。”

然而，她总是认为苏联的医疗卫生水平胜过我国，因此迫切需要苏联医生的诊断，并且强烈希望能赴苏联接受放疗。

因此，这位中国医生携带她的病历及病理切片，特地飞赴莫斯科，与苏联同行共同进行了会诊。经过一番商议，最终决定邀请她赴莫斯科接受放射治疗。

于是，1956年的夏日，江青第四次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以疗养之名为由，她依然选择了位于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旧别墅居住。

在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中，提及江青时，如此记载：江青同志曾在莫斯科的巴拉维赫疗养院接受治疗。

江青不幸再度犯下旧疾。高烧持续不退，病情严重。体重迅速减轻，她变得异常消瘦，几乎令人难以辨认。众位医生纷纷聚集，为她进行会诊。最终，妇科专家确诊她罹患了子宫癌。

她回忆道，1955年，她被迫前往苏联接受所谓的医疗检查，但检查结果最终被证实并无效果。在那个时代，苏联的医生们对“细胞原理”持有怀疑态度，因此他们驳回了她此前在中国接受的诊断。

直至1956年，她的中国主治医生才察觉到受损细胞开始侵蚀子宫壁。在他们看来，有两种治疗方案可供选择：外科手术或放射治疗。鉴于她之前因肝病接受的外科手术导致腹部粘连，她已无法再次接受手术治疗，因此，放射治疗成为了她唯一的选择。

她深感镭疗的痛苦不堪，而钴60的辐射更为剧烈，难以承受。既然她对于这些治疗方法均无法忍受，她的主治医生也几乎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建议她返回莫斯科，由俄罗斯医生重新接手她的治疗事宜。

她深知自己病势沉重，却无法接受再次告别祖国的念头，对于离开后可能遭遇的一切，她心中充满了未知与忐忑。因此，她坚决反对他们的安排。然而，尽管如此，结果依旧未能改变。毛主席首次特派了一位女妇科医生陪同她出境。这次，她即将踏上第四次赴俄之旅——按照原文的注解，应是第三次苏联之行。

抵达莫斯科后，她的体力迅速耗尽，持续的高烧让她痛苦不堪。她心中明白，自己身患重病，康复的希望微乎其微。等到病情稳定到足以进入医院时，苏联的医生却告诉她，他们无法接收她，因为她的白细胞计数低至仅三千，镭射治疗的影响之一便是大幅降低了她对传染病的防御能力。她的妇科医生和助手急切地劝说医生，既然医院有空余的病床，就应该接纳她。最终，在他们的坚持下，医院做出了妥协，首次同意中国医疗专家陪伴在她身边。然而，医院对她的治疗采用了“过量”的钴60，导致她一度失去了意识。她坚信自己的骨髓已受到严重损害。随后，医院为她进行了输血，但每一次输血都使她的体温升高，整个治疗方案不得不以适可而止的方式收场。

终止治疗后，苏联医者们坚信莫斯科郊外的清新空气对健康大有裨益，因此将她送往郊区的疗养院。显而易见，那是一个他们已不再对她负有责任的所在。

那年的冬季，寒风刺骨。疗养院的医护人员曾试图将她置于摄氏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试图以此作为治疗方法。她的视力严重扭曲，周围的一切景象都变得模糊且扭曲变形，双腿颤抖得几乎无法自立。在记忆中，那宛如噩梦的冬日逐渐过渡到了春日，而春日又转入了夏日。经过一段时间的随意观察后，她的医生庄重地宣告她患有“软骨病”。她突然间发出一声大笑，回忆起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陕西北部，许多同志也曾被称作患有“软骨病”。这病状通常是由于缺碘和钙质所引起的。然而，这一次，医生断定她患有“软骨病”的真实意图，却是为了找个借口将她打发走，将她送回城市医院。

城中医生正在为她施展最为强大的抗癌利器。她经历了首次、第二次乃至第三次钴疗的洗礼。这种高强度的治疗方案虽在癌细胞上发挥了显著效果，却也极大地损耗了她的体力，以致她时常需要依赖氧气供给来维持呼吸。

在她恢复些许精神之际，她提出了两项请求：首先，希望终止钴治疗；其次，她渴望返回祖国。提出请求固然容易，然而付诸实践却是另一码事。苏联的医疗体系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导致一名医师或医疗教授若要独立承担其病例的治疗责任，除非获得上级的批准，否则几乎难以成行。她再次陷入昏迷，直到一位教授在关键时刻亲自前来探视她的病情。她向他们表达了自己迫切希望回家的愿望，但似乎无人理睬。城中的医生们显然因治疗无果而感到沮丧，于是将她安排至他们权限之外的郊区疗养院继续治疗。

经过这段时日，毛主席深知她心切归国之情。然而，他也洞悉了苏联医生所准备的详尽医疗报告。恰逢周总理受命前往莫斯科进行政府交涉之际，他专程到医院探望了她。正是他转达了主席的命令，要求她留在莫斯科，直至康复迹象明显。总理在医院停留期间，与医护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仔细研究了病情报告，以便亲自评估她的健康状况。随着诊断与治疗方案逐渐明朗，他对苏联医生所采取的措施及疏忽之处，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她对于能见到总理仍然感到由衷的喜悦，这源于她始终致力于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国内外政治动态。一日，总理携鲍罗丁女士以及著名的京剧艺术家程砚秋一同来到她的病榻前探望。为了为她带来欢乐，程砚秋现场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哑剧。

随着她在苏联的逗留日久，她的病情亦愈发严重。她不止一次地恳求能够返回祖国。终于，在他们的安排下，她得以启程。然而，在返回中国的航班上，她的全身皮下已出现大面积出血。

1956年新春伊始，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函中，提及了江青即将“赴国外接受治疗”。

苏联的医生们悉心为她治疗，缘于他们知晓她是毛泽东的伴侣。经过钴放射治疗，她顺利完成了三个疗程，最终成功根除了子宫颈的肿瘤。

杨银禄表示：

1956年夏日，江青的子宫颈癌病情急转直下，不得不重返莫斯科接受治疗。此次病势沉重，她身体孱弱，情绪低落；白细胞计数降至3000，轻微感冒都可能危及生命。在放疗过程中，她一边接受输血，一边吸氧维持。直至1957年春，江青才得以脱离险境。由于不习惯苏联的饮食，她特地让工作人员拨通北京，寻求美味佳肴。北京方面随即派出飞机，运送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等新鲜蔬果。在她情绪好转之际，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伸出了邀请之手，江青欣然应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围绕在她身边，设宴款待，并就她的健康状况展开交流，江青面露微笑。回到别墅后，江青仍觉在克里姆林宫未能尽兴，于是再次坐下，品尝起了地道的中华美食。

卡尔图诺娃回忆道：

1957年，江青重返莫斯科之际，我已脱离中央机关，投身于研究生学习。某日，N.C.谢尔巴科夫致电相告，提及一位“老相识”再度降临莫斯科郊外，期望能与我会面，并特别邀请我携女儿伊琳娜一同前往。

那是一个明媚的秋日午后，我们与江青一同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道上。不久，她便感到了不适，很快就显露出疲惫的神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江青的白血球计数已恢复至五千正常水平。如今，江青的病情明显好转，终于可以踏上归国的旅程。

“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我与毛泽东同志，是政治上的伴侣！”

事实上，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感情逐渐疏远，并非仅因她患有妇科疾病。即便在她患病之前，两人就已开始分席用餐。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美国记者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评论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倒是入木三分：

回过头来看延安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一个无名的同志，江青意识到了：性只关系到第一回合，支持长期利益是权力。

或许江青未曾察觉，这一判断实际上缩影了她非凡的人生轨迹：她少女时期的坎坷历程，将她与最高领导人结为连理，而这段婚姻的纽带，却因她对权力的渴望而逐渐松动。她通过不懈的个人斗争，赢得了其他女性无法企及的地位，使得主席不仅视她为一位女性，更将她视为一位不受任何男性操控的政治人物。她甚至赢得了主席一些同事的敬意与关注，尽管他们偶尔会抱怨她阻挡了他们接近毛主席的道路。她与民众保持着某种个人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各类统治者难以轻易割断的。她不仅颠覆了老一代所树立的政治和文化标准，还创立了自己影响国家与历史的独特标准，尽管这种标准显得过于简单且具破坏性。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则这么谈及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

江青对工作人员的奴隶主工作作风，连毛主席也无可奈何。他知道江青对哪个态度恶劣，便会找哪个同志道歉：“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

有一次，一位护士到毛主席处要求离开江青，毛主席说：“我知道江青不好，不要多说了，看在我的分上。”主席有时被江青扰得心烦，只好与卫士谈心诉苦，后悔与江青结婚，说现在离婚，同志们有看法；不离婚，又背了个政治包袱，只好凑合着过了。

虽然分居多年，但仍未忘夫妻之情的毛泽东主席，最后终于无法忍受江青的倒行逆施。1975年7月，他在一封信件上对江青作了这样的指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尽管指示没有执行，但江青的末日已经临近了。然而，对毛主席来说，至死也未能摆脱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作为毛主席的妻子，江青长时期与丈夫和孩子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玩不到一起，使家庭处在解体的状态中。不能给丈夫以温馨，不能给孩子以母爱，而只知一味地贪婪地索取，给丈夫带来无休止的烦恼，一个家庭的悲剧正是从这里产生。

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次会议上，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五位秘书，他们分别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此五人被统称为“五大秘书”。

这“五大秘书”各司其职：陈伯达与胡乔木担任政治秘书，叶子龙负责机要事务，田家英专责日常行政，而江青则负责生活起居。

传闻初时规划的是“四大秘书”之设，江青并未在名单之列。毛泽东对于提名江青担任此职明确表示了反对。随后，在周恩来的一番建议下，经过常委会的深入讨论，最终认定由江青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既合适又便利。因此，最终确立的秘书阵容乃“五大秘书”。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在回忆中提及：“起初，毛泽东仅提名了四位人选，分别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我。周恩来总理随后提议将江青纳入其中，中央予以认可，因此最终文件中列出的名字增至五位。” [176]

然而，叶子龙指出，文件上所载并非“毛泽东秘书”，而是“中共中央主席秘书”。

实际上，彼时中共中央的主席正是毛泽东，因此所谓的“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实则即是毛泽东的秘书。人们普遍将其亲切地称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因此，江青获得了官方任命，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一职。与此同时，她还身兼两职，分别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以及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电影指导委员会已予撤销）。

自正式担纲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一职，江青亦随之跃升至副部长级别的干部行列。

此刻的她，心中仍旧萦绕着那心腹大患——疾病。她忧虑放疗可能不尽彻底，担忧癌肿的扩散，因此她无暇他顾，政治事务已不再是她关注的焦点，她正沉溺于漫长的疗养之中。

彼时，肩负毛泽东同志生活事务管理的重任，张国兴同志如此回忆道：

毛泽东与江青的薪资，每月初由我前往中央警卫局行政处财务科签署领取，随后转交卫士张云鹏妥善保管。我负责详细记录每次的具体开销，并确保账目清晰。每月，薪资需提交李银桥审核，同时亦需江青审阅。江青不仅是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更是家庭主妇，她及子女的生活费用亦由我负责管理及记录。[177]

烈日炎炎之际，她踏足北戴河，选择中浴场的一号平房作为暂居之所。在此，她尽情投身于扑克牌的竞技、悠闲的散步以及畅快的游泳之中。

她仅能采用狗爬式游泳。某日，她目睹了王光美夫人优雅的泳姿。王夫人时而采用侧泳，时而进行仰泳，蛙泳时宛如“浪里白条”般自如。江青因此感到深深的惭愧，游泳的兴趣顿时大减，转而将更多时光消磨在打扑克牌的娱乐中。

在寒冷的冬日，她选择前往南方修养，定居于广州、杭州或上海之间。她于杭州西湖畔的雷峰塔侧，以及上海的西郊，以毛泽东的名义，建造了私人别墅。

1958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的信中，提及“江青有一点病”：

友妹：

收到您的来信，倍感欣喜。得知您喜结连理，身体亦康复，谨致以诚挚的祝贺。记得1956年，听闻胡觉民同志提及您生活困顿，身患疾病，曾致信并汇款相助，不知是否已收到？我自身状况尚可。江青同志身体略有不适。感谢您的关心与问候。愿您继续努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注意保养身体。也请代向李同志问好！

毛泽东 1958.2.20

彼时的江青，虽身为毛泽东的秘书，却以休养为重心，闲暇之余亦广泛阅读国内外报刊与文件，并将其中颇具参考价值的资料选送毛泽东审阅。

偶尔，情形亦然：毛泽东挑选某些文件或文章，特地批示交予江青，叮嘱她务必仔细研读。

1958年，毛泽东多次对江青进行了文件的批复。

其一：

1958年1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王佩琨撰写的《十五年后我国将赶上或超越英国》一文。文中深入剖析了英国经济的特征，并对中英两国在钢铁、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领域存在的差距进行了细致比较。文章坚定地指出，我国在未来的十五年内实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甚至超越英国，是切实可行的目标。

毛泽东审阅完毕后，于1958年1月3日对《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作出批示：“江青同志阅，此文甚佳，遗憾的是未提及电力问题。”

其二：

1958年7月23日，我国外交部新闻司编制并发布了《国际时事资料》第141期，其中收录了题为《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及私人对外投资状况》的文章。

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审阅完毕后，挥笔致信江青：“江青同志：本件已审阅，内容颇具价值，特此交由你保管，以备我日后所需。”

其三：

1958年8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呈递了关于北京郊区涝灾及救援工作的第二次报告。报告指出，自8月6日遭遇暴雨侵袭以来，13日北京地区再度迎来大雨，郊区菜地遭受重创，近期蔬菜的上市量持续下降，市场供应面临极大压力。预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蔬菜的上市量将进一步减少。目前，我们正从多个渠道寻求解决方案，力求扩大蔬菜供应。

毛泽东审阅完毕，随即批注道：“重大问题。江青审阅。近日连降大雨，菜量有所减少。”

其四：

1958年9月1日，《红旗》杂志第七期隆重刊发了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力作——《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9月24日，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在当期《红旗》杂志的封面上留下了批语致江青：“江青同志：陆定一同志的文章极佳，务必一读，且至少阅读两遍。”

其五：

195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发的《情况简报》第174期中，刊登了三篇精选材料。

1. 群众参与的范围日益扩大，参与程度也不断加深。2. 针对的重点批判对象有所增加，批判工作的深度和细致度也相应提升。3. 领导团队结构完善且执行力强的单位，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在中央国家机关内部，仍存在一些滞后的单位和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层中存在右倾思想，他们不敢或不愿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反而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取代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鉴于此，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明确指出以下几点要求：一、必须勇于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大字报等手段开展斗争。二、对重点问题人物，应制定有针对性的计划，分步骤、深入细致地进行批判。三、强化领导力量。四、运动必须坚持到底，避免半途而废。

该文件为《十三省农村整社工作动态》一文，详细阐述了河北等13个省份开展整社试点工作的进展。文章指出，在这些试点地区，整社工作普遍赢得了贫农与下中农阶层的热烈支持。

第三份文件《农村公共食堂的复兴与迅猛发展》一文指出，根据12个省区的相关资料显示，近期两三个月内，农村公共食堂的复兴与发展呈现出迅猛势头，常年食堂的数量亦呈现显著增长。目前，各地正积极推动食堂的恢复与发展工作，同时亦着手加强食堂的稳固与巩固。

毛泽东批示：

江青阅，转交林克。

三件都可看。

毛泽东多次亲笔批改文件致江青，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他对身患“小恙”的江青无微不至的关怀。

旁人眼中的江青

经过一段疗养期，她所受放射治疗引发的白血球下降问题已逐步趋于稳定，恢复至正常水平。由放射治疗引发的急性膀胱炎亦已完全康复。至于慢性胆囊炎，早已得到了妥善治疗。然而，由于长时间的空虚无聊，以及对疾病的过度焦虑和疑虑，她再次陷入了神经官能症的困扰。

江青的身边人后来归纳出她所畏惧的“四忌”：首忌风，次忌光，再忌声响，终忌温度的极端——冷与热。

1959年冬日，王敏清遵照组织安排，肩负起江青同志的保健医职责。

王敏清，便是前文所述王世英之子。当年，毛泽东欲与江青结为连理，王世英毅然上书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坚决抵制此桩婚事。

解放之后，王世英出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因此他的从医之子王敏清也就自然地被认为政治立场可靠，被安排在中南海保健局工作。然而，世事难料，王敏清竟被指派至江青身边担任保健医师——然而，江青对王世英昔日致信张闻天一事一无所知，而王敏清亦对此事毫无所悉。

王敏清被正式任命为保健医生后，与江青的首次会面发生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的小岛二号楼。在这次初次见面中，江青对王敏清表现得尤为客气。她亲自坐在沙发上，并示意王敏清坐在她身旁的沙发上，还特地吩咐服务员为他泡上一杯茶。王敏清后来得知，在江青的身边工作，能够享有与她同坐沙发上待遇的人员寥寥无几。

初接手工作时，江青周围的服务团队由七八位成员组成：其中，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事务；李连成则身兼警卫重任，不仅要照料江青的日常生活，还需与广东省的相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广东省委警卫处的干部张荣亦随我们左右；此外，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与张淑兰。

王敏清被安置于二号楼的上层，与李连成共处一室，而江青则常在楼下活动。众人屡次告诫，江青对声响极为敏感。在室内行走，即便是在地毯上，也需脱去鞋履；与江青交谈时，声音需轻柔至仅能两人听闻；就连江青活动区域的门缝，也都被细心地垫上了纱布或海绵。王敏清还了解到，江青甚至因李强华辫子与衣物摩擦产生的噪音过大，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她剪去了辫子。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吃饭时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如果谁出了声，江青就骂谁：“你是猪。”这是王敏清第一次看到江青施淫威，侮辱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感到吃惊：主席夫人怎么这么专横，这么不尊重别人？

江青曾提及与众人共餐，是否她与同桌所食相同？她与同桌共餐，但所食菜肴独立，与我们有所区别。偶尔她会尝尝我们的菜肴。关于她的饮食习惯，有资料称她常享用高档滋补品。然而，从现代视角来看，这并不算过分奢华。她的餐桌上通常有两样鸡、鱼、肉、蛋等食材。偶尔也会摄入一些高端营养品，如燕窝等，但并非频繁。

为了保持用餐时的安静，王敏清等人不得不天天以豆腐为主食。有些护士甚至为了不发出咀嚼声，将整碗米饭一口吞下，结果不幸引发了肠胃不适。不久后，江青注意到与他们共餐的人总是点豆腐，便好奇地询问王敏清为何总是选择豆腐。面对这一询问，王敏清只能尴尬地一笑，解释称他们只是偏爱豆腐而已。

与江青同坐一桌，非但无乐可言，反而满是苦楚。每当她放下筷子，众人亦需随之“噤声”。如此日复一日，无疑会损害身心健康，影响工作。因此，在陪江青用餐并送她离开之后，王敏清等人还需返回餐厅补充一顿“自由餐”。由此一来，再加上晚间的宵夜，他们每日竟需进食七次。外人或许以为他们享受了特权，但他们的感受却是备受折磨。

“不过，她对头发和衣服摩擦产生的声音如此敏感，但对于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的喧嚣，她却毫不介意。” [178]

王敏清忆述道：“她甚至无法听见飞机的轰鸣声，因此她特意要求广东省委下达命令，禁止飞机在住所附近低空飞行。于是，在广州的最后一个月里，广州白云机场被迫关闭，民航客机不得不转而降落在军用机场。”

江西省委第一把手杨尚奎的配偶水静，曾这样评述江青的生平：

当时，江青的生活完全资产阶级化，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化”的程度却是令人吃惊的。一位曾在江青身边工作的护士告诉我，与其说江青像个东宫皇后，不如说更像个女奴隶主。在日常生活中，江青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都不愿意付出。她晚上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要护士替她整好、拉平，她动都懒得动。房里安装了电铃，使唤人都不用开口，按按铃就行了。有一回她的电铃响了，护士急忙赶进房里，只听江青懒懒地说：“把暖水袋递给我。”其实，那暖水袋就在她床上，伸伸手就够着了。早上一睁开眼，她就把护士和工作人员叫到床前，问她们：“今天天气怎么样？我穿什么衣服好呀？配哪双鞋子呀……”嘀咕半天，想好了，给她办妥了，才准备起床。先坐在床上，在别人侍候下洗脸刷牙；然后在别人侍候下吃早饭。江青干什么都不愿意动手，甚至连洗澡也不例外。她躺在浴缸里，让护士给她洗身、擦背……

那年的夏季，江青再度莅临庐山，她时常光顾直属招待所，专程来此洗护头发。每当她降临，招待所即刻沦为一片寂静的“死域”，员工们不得随意走动，厨师们亦不敢翻炒勺子，甚至连住宿的客人也得屏息敛气，生怕任何声响打扰了江青的“安宁”。她一驻足，便沉湎于推拿按摩之中，时间之久，似乎永无止境，以至于工作人员连饭都顾不上吃。这种骄纵跋扈的行为，实乃世间罕见。

江青习惯于在她的四周营造出一种死寂的氛围。我曾目睹，无论在上海、杭州还是庐山，她的居所都显得格外特别。那里不仅铺有厚实的绿色地毯，窗户上挂着沉重的绿色窗帘，连床铺、桌椅、坐椅甚至马桶都包裹上了绿色丝绒，连茶盘和茶杯也不例外，都铺上了小方巾。为她服务的人员进入她的房间时，必须小心翼翼，如雪花般轻盈无声，否则便会触怒她。江青对“喧嚣”的恐惧让我们这些夫人当时感到困惑，私下里常常议论。她如此惧怕噪音，但在跳舞时却偏要强烈的西洋打击乐才能尽兴，这似乎有些矛盾。因此，若说绿色能养眼尚有几分道理，那么这种静谧可能更多是为了营造威严，让人一进入她的居所便感到畏惧，如同宗教寺庙中刻意营造的阴森氛围令人不寒而栗。一个人的成就与其所获得的尊敬应当成正比，江青并无显赫功绩，却担心得不到尊重，因此费尽心机去“制造威严”。遗憾的是，她的努力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显得有些荒谬。

江青所享受的生活待遇与荣誉，显然与其所贡献的努力不成正比。沾染上毛主席的声望，或许人们还能勉强接受，然而，我始终感受到她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怨恨，一旦时机成熟或是情绪失控，这种怨恨便会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我从她对工作人员的态度中，窥见了这一心理。那些与她共事的人，无不经过精心挑选，恪尽职守，即便面对江青的苛刻要求和无理取闹，也多因毛主席的威望而强忍不言。即便如此，她不仅未曾对这些同事表示感激，反而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敌意，甚至充满了仇恨。一位曾担任江青护士的同志透露，江青偶有高兴之时，便无所顾忌，甚至将与前夫唐纳等人的往事娓娓道来；而当她心情不佳时，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成为她责骂、惩罚工作人员的借口。我在北京的一位友人告知，他的妹妹只因一件小事，被江青贬谪至大西北“充军”，导致全家人无法团聚。更有甚者，江青一怒之下，便将人送入监狱，被当作“反革命”对待。江青的这种行为，激起了许多领导的愤慨，据说，刘少奇对此颇有微词，江青所在的党支部甚至特地派人找她谈话，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与她一同观赏外国电影的过程中，一位电影界的专家不经意间提及，某位外籍摄影师在拍摄时特别注重“出绿”。所谓“出绿”，即是在影片中巧妙地凸显绿色元素，并确保画面中各种绿色色调层次分明。听闻此言，她便萌生了将居住的房间也装饰成“出绿”的构想，力求实现绿色色彩的层次感。

1962年春季，陈云及其夫人于若木抵达上海，被安置于太原路上海交际处所辖的一栋宅邸之中。踏入屋内，便立刻感受到其非同寻常的奢华与独特气息：满目皆是绿色地毯、绿色沙发、绿色窗帘，甚至桌椅、马桶及其盖子，皆铺陈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不禁感到诧异，记忆中这间屋子里并无此类独特的布置。经询问方才得知，原来江青曾在此居住，她钟爱绿色，认为绿色能令人心情舒畅。于是她特地要求上海交际处按照她的喜好，对屋内的装饰进行了全面改造。

若木对警卫处处长叮嘱道：“烦请转告交际处的负责同志，这所住宅的装潢颇为不协调。我认为，应将所有窗帘撤下，恢复使用原有的旧款。至于这些换下的窗帘，不妨将它们送往市场，供民众选购。”

交际处的负责人显得十分困扰，言道：“这事儿还得向上级请示江青同志的意见。”毕竟江青同志可能随时会再次入住，若发现装饰有所变动，难免会心生不悦。

据悉，在上海一地，遵照江青的指示，此类特殊装饰的住宅竟达三处之多。

凭借“第一夫人”的尊贵身份，她不吝电召专为高级官员服务的医生们，今日会诊，明日为她引进进口药品……

她沉迷于外国影片的观赏。对于观影时的沙发椅子，她的要求甚至异于常人，必须确保即便连续坐上三个小时，臀部亦能保持舒适，毫无麻木之感。

身为演员，她素来钟爱摄影，无论是戏里戏外的瞬间，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总有摄影师随侍在侧，为她捕捉美好。然而，当她身处苏联疗养，身边却少了摄影师的陪伴。为了随时记录下每一刻，她毅然决然地购置了一台相机，开始自学摄影。自此，她游历四方，对摄影的热爱愈发深厚。她不惜花费外汇，从香港引进了一台高端相机，每至一地，便以摄影作为消遣时光的途径……凭借在电影界的从业经历和丰富的文艺素养，她在摄影领域的进步亦颇为迅速。然而，这也让中南海的摄影师们忙碌不已，他们需要帮她冲洗胶卷、打印照片。

江青曾对维特克透露，她所拍摄的照片数量极为庞大，即便是在“近几年”的时间里，累积的照片数量也“大概一万张左右”。然而，她已销毁三四千张，并表示“还有很多需要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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