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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活捉蒋介石的“西安事变”英雄孙铭九，却因刺杀同僚、误入汪伪而跌入人生低谷。
建国后生活困顿的他，背负历史争议向政府求助。
中央竟破例为他安排工作，这背后究竟是功过相抵还是另有隐情？
01
孙铭九，1909 年出生于辽宁新民县。
与张学良的同乡关系，成为他进入东北军体系的重要契机。
1927 年，18 岁的孙铭九正式加入东北军，彼时东北军在张作霖的经营下，已成为国内实力最强的地方武装之一，正大力吸纳年轻人才。
他凭借在基层部队的出色表现，以及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的同窗情谊 ——
两人曾在天津陆军军官教育团同学，孙铭九获得了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机会。
在日本留学期间，孙铭九就读于步兵科，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战术、指挥体系及武器装备知识。
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档案记载，他在校期间成绩中等偏上，尤其在野外战术演练中表现突出。
这段经历不仅提升了他的军事素养，更让他亲眼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
当时日本国内 “满蒙非中国领土” 的言论盛行，军队频繁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这让孙铭九坚定了日后抗日的思想。
1930年，孙铭九学成归国，被分配到张学铭任师长的东北军第 105 师担任战术教官，因教学严谨、实战经验丰富，很快得到官兵认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奉行 “不抵抗政策” 被迫撤离东北，孙铭九随部队退至关内。
此时张学良出任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军副总司令，驻节北平，急需可靠人员负责贴身警卫工作。
张学铭向张学良推荐了孙铭九，称其 “忠诚可靠、军事过硬”。
1932 年，孙铭九被调任张学良机要随从参谋，负责处理日常军事文件传递与安全保卫事务。
这段时间，他常随张学良深入东北军各部队视察，亲眼目睹将士们因远离故土而产生的思乡情绪，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许多官兵私下向他表达 “渴望打回东北” 的愿望，这些都被孙铭九记在心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支持抗日的立场。
1936 年，国内局势愈发紧张。蒋介石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
多次电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 “剿共”，甚至计划将东北军调往安徽、十七路军调往甘肃，分散两部力量。
据《张学良年谱》记载，张学良曾于 1936 年 10 月、12 月两次亲赴洛阳面见蒋介石。
恳请停止 “剿共”、联合抗日，均遭到蒋介石严厉拒绝，甚至被斥责 “思想动摇、违抗军令”。
12 月初，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临潼华清池，亲自部署 “剿共” 计划，东北军内部对蒋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西安事变前夜，即 1936 年 12 月 11 日晚，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公馆内彻夜未眠。
据孙铭九后来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的回忆。
当时张学良书房桌上摊着东北军各部队的请愿书，上面签满了官兵的名字，核心诉求只有一个：“请副司令率部抗日，收复东北”。
孙铭九察觉张学良的焦虑，主动走进书房请命：“副司令，弟兄们憋了五年了，再不让打日本，东北军就真要散了！捉蒋的事，我带卫队营上，就算粉身碎骨，也得让他答应抗日！”
张学良看着孙铭九，沉默了约三分钟。
然后缓缓说道：“铭九，你得想清楚，这一步迈出去，要么成，要么就是灭顶之灾，不仅是你，整个东北军都得陪葬。”
孙铭九挺直胸膛回答：“副司令，我不怕死，弟兄们也不怕，只要能打回东北，值了！” 此时的孙铭九，尚未预料到这场行动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
02
1936 年 12 月 12 日凌晨 2 时，西安城笼罩在零下 10 度的严寒中。
孙铭九率领东北军卫队营第 2 连、第 3 连共 200 余名士兵，乘坐 10 辆军用卡车，从西安城出发，直奔临潼华清池 —— 蒋介石的临时驻跸地。
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制定的 “兵谏” 计划，孙铭九部的核心任务是在凌晨 5 时前控制华清池，活捉蒋介石，避免其逃脱或被卫队挟持。
车队行至华清池门口约 500 米处时，孙铭九下令停车，部队徒步前进。
凌晨 2 时 30 分，负责突袭正门的第 2 连士兵与蒋军哨兵发生交火，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凌晨的寂静。
据参与行动的卫队营士兵回忆，当时蒋军哨兵共有 6 人，配备步枪与手榴弹，抵抗十分顽强，第 2 连付出了 3 人受伤的代价才突破正门。
孙铭九亲自率领第 3 连从华清池东侧小门迂回，避开正面火力，迅速冲入院内。
华清池内的蒋军卫队约有 120 人，隶属国民革命军宪兵第 1 团，装备精良，且多为蒋介石亲信。
他们依托五间厅周边的假山、树林构建防御工事，与东北军展开激烈枪战。
孙铭九在冲锋过程中，亲眼看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流弹击中右肩，鲜血瞬间浸透了灰色军装，钱大钧随即被卫兵抬离战场；
负责传递紧急情报的蒋孝先在试图突围时，被东北军士兵抓获，因拒绝透露蒋介石下落，被当场枪决；
蒋的外甥竺培基在混战中腿部中弹，被俘虏后送至西安城内医院救治。
凌晨 4 时 15 分，孙铭九率部突破层层防线，冲到蒋介石居住的五间厅门口。
他一脚踹开房门，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 桌上摆放着蒋介石尚未喝完的茶杯，茶水仍有余温；
床上的被褥凌乱，军大衣搭在椅背上，显然蒋介石刚刚逃离。“蒋委员长跑了！”
一名士兵的呼喊让孙铭九心头一紧。
他立刻意识到，若蒋介石逃脱，“兵谏” 计划将彻底失败，东北军将被定性为 “叛军”，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杨虎城派来的联络官李兴中赶到现场，带来杨虎城的亲笔指令：“务必在天亮前找到蒋介石，若贻误时机，按军法处置！”
孙铭九压下心中的焦灼，对士兵们喊道：“弟兄们，仔细搜！蒋委员长没跑远，骊山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片树林都别放过！”
他将部队分成 10 个搜索小组，以华清池为中心，向骊山方向展开拉网式搜寻。
凌晨 5 时 30 分，天微亮之际，第 3 连士兵刘允政在骊山半山腰的 “虎斑石” 后发现异常 ——
一块大石后有轻微的响动，走近后看到一名身穿白色睡衣、脚踩黑色拖鞋的男子，正蜷缩在石缝中，正是蒋介石。
原来蒋介石听到枪声后，来不及穿外套，在侍卫的搀扶下从五间厅后窗跳出，因慌乱中失足摔倒，导致背部受伤，无法快速行走，只能躲在石后隐蔽。
孙铭九快步上前，看着狼狈的蒋介石，沉声说道：“蒋委员长，张副司令请您回西安城，有重要国事与您商议。”
蒋介石脸色苍白，却仍强装镇定，质问道：“你们是何人？竟敢以下犯上，难道不怕诛九族吗？”
孙铭九没有过多争辩，命令两名士兵小心搀扶蒋介石，自己则在旁护送，警惕地观察周围环境，防止蒋军残余势力突袭。
上午 8 时许，孙铭九一行安全抵达西安新城大楼，将蒋介石交给张学良、杨虎城，捉蒋行动圆满完成。
事后，张学良对孙铭九的表现十分满意，提拔他为东北军总部特务团团长，负责西安城防安全，孙铭九一时成为东北军内部的 “功臣”。
03
1936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的调解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口头承诺 “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他在西安机场对孙铭九等心腹说：“我去南京给蒋委员长赔个不是，最多三天就回来，你们看好东北军，千万别出乱子。”
孙铭九当时虽有担忧，却未敢劝阻，没想到这竟是他与张学良的最后一面 ——
12 月 26 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后，立刻下令扣押张学良，随后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法庭，以 “劫持领袖、危害民国” 的罪名，判处张学良十年有期徒刑。
张学良被囚的消息传回西安，东北军内部瞬间陷入混乱。
以王以哲为首的 “主和派” 主张服从南京政府命令，先从渭南前线撤军，再通过谈判要求释放张学良；
而孙铭九、应德田等 “主战派” 中级军官则认为，必须坚持 “先释放张学良，再撤军”，否则东北军将失去主心骨，最终被南京政府瓦解。
两派矛盾日益尖锐，在 1937 年 1 月的东北军高级军官会议上，孙铭九与王以哲发生激烈争执：“王军长，副司令还在南京受委屈，我们现在撤军，就是把他卖了！南京政府的话能信吗？”
王以哲则反驳：“铭九，现在何应钦的中央军已经包围陕西，再不撤军，就是玉石俱焚，东北军不能毁在我们手里！”
1937 年 2 月 2 日，孙铭九与部分 “主战派” 军官认为王以哲 “通蒋卖军”，决定采取极端行动。
据《西安事变档案史料》记载，当天凌晨，孙铭九派卫队营士兵闯入王以哲家中，将其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东北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宋学礼、交通处处长蒋斌、军需处处长徐方等三名高级军官。
这一事件史称 “二二事变”，引发东北军内部大规模哗变 ——
驻防渭南的东北军第 105 师、第 109 师部队调转枪口向西安开进，要求 “严惩孙铭九及其同党”。
孙铭九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在杨虎城与周恩来的紧急协调下，于 2 月 3 日凌晨逃往红军苏区暂避。
在苏区期间，孙铭九曾短暂参与抗日宣传工作，担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官，向学员传授战术知识。
但因刺杀王以哲的争议，以及东北军背景，他始终未能完全融入苏区环境。
1938 年，孙铭九以 “探亲” 为由离开苏区，辗转前往上海。
在上海期间，孙铭九因生活窘迫，且无法与东北军旧部取得联系。
在汪伪政权的拉拢下，曾短暂担任汪伪 “军事委员会委员”，但他并未参与实际政务，内心始终充满矛盾。
据其晚年回忆，这段时期他常独自一人在上海外滩徘徊，对身边人说：“我这辈子只想打日本、救东北，可现在却走了歪路，对不起副司令，也对不起东北军的弟兄们。”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孙铭九因 “附逆” 罪名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后经东北军旧部斡旋，加之他在西安事变中曾有抗日举动，且无重大恶行，1946 年被释放。
此后，孙铭九隐居在上海虹口区，靠经营一家小杂货店维持生计，刻意避开政治与军事相关事务。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孙铭九主动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坦白自己的历史经历，包括参与西安事变、刺杀王以哲、短暂任职汪伪政权等情况。
经政府调查核实，确认他在西安事变中曾为抗日作出贡献，且无血债与重大罪行。
按照 “宽大处理” 原则，允许他留在上海生活，并为其办理了居民户口。
而后来，55年的时候，在一位老同志的推荐下，孙铭九向政府提交了工作申请。
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破例批准他进入……
而且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孙铭九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安排。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是一个汇集各方面人士的机构，主要职责是为市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
孙铭九在这里获得了每月12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足以保障他和家人的基本生活。
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给了他重新服务社会的机会，也体现了共产党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
孙铭九非常珍视这个工作机会。
他每天准时上班，认真研究政府交办的各类文件，尤其关注与统一战线和历史文化相关的工作。
参事室的同事们后来回忆说，孙铭九平时话不多，但谈到东北历史和抗日战争时，总是能够提出很有见地的观点。
他特别注意收集和整理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04
1956年，在西安事变二十周年之际，孙铭九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
协助中央文史部门整理西安事变的相关史料。
这项工作需要他详细回忆当年的经过，并与各方记录进行核对。
孙铭九以极大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投入这项工作，他不仅仔细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还走访了多位历史亲历者，对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核实。
他撰写的回忆材料不仅详实记录了事件经过，还客观评价了张学良、杨虎城等历史人物的功绩，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他特别注重还原历史真相，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参事室工作期间，孙铭九特别关注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大业。
他经常对同事说，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今台湾还没有解放，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
他多次向组织表示，愿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那些在台湾的东北军旧部说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祖国统一尽一份力。
他还主动联系了一些海外关系，通过书信往来向昔日战友介绍新中国的发展成就，耐心解释共产党的政策，劝说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60年，孙铭九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更加积极地参政议政。
据档案记载，他先后提交了关于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等多份提案，其中关于保护抗战遗址的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在政协会议上发言，强调要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贡献的人。
他指出，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
既不要夸大其功绩，也不要掩盖其过失，这个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委员的广泛共鸣，为推动历史人物评价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05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铭九也受到了冲击。
但由于周恩来的特别保护，他最终得以平安度过那段动荡岁月。
据档案记载，周恩来曾专门指示上海有关部门，要保护好在历史上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民主人士，其中特别提到了孙铭九的名字。
这份保护令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不忘旧功的优良传统，也反映了对历史人物的宽容态度。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这一年，孙铭九已经70高龄，但仍然担任着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职务。在他的建议下，上海市政协专门组织了一场纪念西安事变座谈会，邀请当年参与事变的在京沪人士共同追忆历史。
这次座谈会的成功举办，为后来全面客观评价西安事变奠定了良好基础。
后来，孙铭九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全国政协的平台上，他提出了更多有价值的提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联合其他东北籍委员，共同提议在沈阳建立东北抗战纪念馆。
这个提案虽然当时没有立即被采纳，但为后来各地建立抗战纪念馆开了先声。
晚年的孙铭九生活十分简朴。
他住在上海虹口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每天读书看报，关注国家大事。
政府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多次提出要为他改善居住条件，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他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比起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他已经很知足了。
张学良在台湾恢复自由后，孙铭九曾试图通过各方渠道与老长官取得联系。
虽然最终未能直接通话，但他托人带给张学良的口信却充分表达了对老长官的思念之情和对国家统一的渴望。
这个口信简单而深情：东北的老部下们都盼望少帅有机会回故乡看看。
06
2000年4月8日，孙铭九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
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没有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这个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了解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这位老人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孙铭九去世后，他生前工作的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专门整理了他的遗稿和回忆资料。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如今都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中。
成为研究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历史的重要史料。
回顾孙铭九的后半生，从最初的生活困难，到获得工作安排，再到晚年为国家和人民继续作贡献，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尊重历史、不忘旧功的优良传统。
这个特殊案例也说明，只要为人民作过贡献，党和人民就不会忘记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孙铭九的人生轨迹，既是一个特殊历史人物的个人命运写照，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种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各方面力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看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变迁，更看到了一个政党的宽广胸襟和一个民族的包容精神。
这种精神和胸襟，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
孙铭九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每年清明节，总有人来到他的墓前献花；
每年西安事变纪念日，总有人提起他的名字。
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个为民族作出贡献的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通过孙铭九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人物，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历史问题。
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发扬。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更要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这就是孙铭九的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孙铭九的人生轨迹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博大的胸怀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复杂历史问题。
这种精神和做法，值得永远铭记和传承。
以上就是孙铭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经历。
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人的命运变迁，更看到了一个政党的宽广胸襟和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
这种精神和胸襟，正是中华民族能够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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